the complainant is retard, fired from job, fast food, because of three pieces of bacon. Investigator called him and he does not understand a thing. His mama answered and saying his papa is dying. He is looking for another job. I feel weird every afternoon. And this afternoon, the retard kid reminds me of why I am here. You know what's really sad? I probably have to forget about this case in three hours, until I am reminded again, in anther chilly autumn afternoon, bright and clean sunshine going through my huge windows, clouds passing by so close and dear, while bringing so little warmth.

本来是想在离开DC之前再去看一次最高法院，结果在路过国会的时候正巧碰上Sotamayor听证会向公众发票。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终于进到国会大楼——和人民大会堂比起来，实在是逊色很多，甚至不如EEOC的新会议厅气派，而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民众盯着国会的可能性要比看EEOC大得多吧。后半部分是记者席，挤挤挨挨坐满了各色名记，可惜没见着CCTV。而这些桌子竟然是那种在学校活动中心用的大的折叠桌子——在佐治牙的时候，我在家门口的垃圾箱里就见到过张逸模一样的桌子，而那是我用过的作舒服的桌子。原因无他，唯怒大矣。在美国国会见到老朋友，分外亲切。当然，今天最神奇的经历就是和我一组的公共听众里竟然有一个破坏分子，人白发苍苍的老议员正在发言，那个老兄，或者老弟，忽然站起来大喊“堕胎是谋杀。”（详情见这篇 http://blogs.wsj.com/washwire/2009/07/13/second-antiabortion-heckler-interrupts-sotomayor-hearing/。）然后就马上被会场里的警察和便衣扔了出去，而他的座位和我的座位中间就隔了一个美女（美女的爸爸是美国军队的mortician,也就是专门处理遗体的官员）。我兴奋异常，毕竟这么牛比的事情不常常发生自己身边。然后想，等以后善生长大了，自己也存够养老的钱，我再来一次国会，看到什么不爽的人或者事，也在电视转播的现场吼一嗓子，那该多爽

 

之前拿到田纳西政府工作的同一天，还参加了一个为奥巴马内阁的亚裔律师举行的活动，在K街一家律所的天台。出席的官员很大官，拜登的副法律顾问很年轻漂漂，而在市中心俯瞰华盛顿也很美。毕竟，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华盛顿。而这绵绵不绝的告别即将结束。

今天从游泳池回家的时候换了一条路走，心底里希望能在离开特区前多看一些地方。然后路过的是一个叫林肯公园的地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街心公园而已，层层密密的维多利亚式的二层沿街小楼之中是层层密密的不知多少年的大树，大树中间是一座三米左右泛着青绿色铜锈的林肯塑像，塑像脚下是大块砖石铺成平地，上面点缀着几张早已露出本色的木质长椅，在延伸出去就是草地，然后是绕着公园的环岛型马路。但是规模却没有办法和北京的相比，不过一边一个车道而已。正是七八点钟天色将暗未暗的时光，不少附近的居民四散在公园里，有的遛狗，有的推着婴儿车，还有的孤身一人。不知怎的就想起小时候和外公外婆乘凉的时候——这是久已远去似乎从来不曾翻新的记忆。那是还没有电脑网络或者空调的年代，只有红白机。外婆的饭菜很普通，一锅水笋烧肉可以吃上一个星期，但总叫我吃得很香。晚饭很早，大概5点钟就吃了。吃完就搬了各式各样的竹椅、躺椅、小板凳去到楼下，加入已经是乌乌泱泱的“乘风凉”大军。都是左邻右舍，穿的大概也都是睡衣汗衫。我几乎没有机会做到躺椅，基本上都是小板凳，但是也会趁外公外婆起身干什么的时候，偷偷坐一下，就跟作了龙王宝座似的。现在想想，为什么不多买几把躺椅呢？绝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坐定，总是在附近的草丛里抓虫子玩儿。不一会儿，我就得跟妈妈做大概四十五分钟的公车回自己家去。爸爸有的时候也回来，我心底里是希望能够搭自行车回家，但是妈妈常常说爸爸喝了酒不安全，而爸爸也乐得不用驮我。现在想想，妈妈或者也不希望自己一个人搭那么长时间的公车吧。这样的日子好象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回忆或者是故作怀旧，而我此刻才开始体会父母家人那一日日重复往返的良苦生活。

 

要么怎么说中文讨喜呢？把一个非常哗众取宠的Naked Chef翻译成这么有味道的名字——大城小厨。这可能是我一个在华盛顿第一次正经做饭，上一次还是桃子儿子来的时候做的红烧鳝鱼。也是因为在超市买到大大打折的海鲜：龙虾半价，而原来25块钱一磅的红三文(sockeye salmon)只卖四块钱。于是学Jamie Oliver做很简单但好吃的西餐：煎三文，蒸虾沾黄油，还有中西合璧的炝炒四季豆和蘑菇。调料不过是黄油，盐，柠檬胡椒，一点点酱油，蒜头，还有从邻居院子里采的迷迭香。龙虾7分钟（其实大概5分钟就应该好了），三文鱼八分钟，四季豆6分钟。喀喀

 （第二张照片是吃草莓酸得，第三张是5月30日第一次绞头，还是韩国师傅主刀呢）

 

本来想好不需要写什么。原因之一在于已经写过很多，还在于自己生活的充满。但是在百无聊赖中翻找电脑里残存的老电影时，发现了一些2003年寒假时写的东西，寒假以后回到学校找了第一份工作然后又因为非典回到上海，然后又因为一个已经不知去向的女孩儿回到北京。诧异于自己失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老了。反正清昊说我们是老了。

 

所以才想要写一些什么，也因为MSN SPACE上已经因为某种原因寂静很久了——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必做的功课就是看朋友们的博客更新。然后在盯着标题上方的日期看了两分钟之后，想起来，原来就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总在一些特别的时候有神差鬼使的感动。而这些话都是在上传了善生宝宝的照片后才想起来说的，于是还需要试着揣摩老天爷让我贴照片的良苦用心。

 

不知道这么说可不可以把话给圆起来：生活的模样常更长新，曾经是春华秋实园和不复存在的教学楼满墙的爬山虎。一边我记得你小时候照片给我的惊艳，一边我自己的生活里现在也有了这么一张让人心底柔软的面孔。如果没有从前无视周遭境遇的青涩懵懂的冲动，我也许都不会长出如今的翅膀，又或者，过去的你我从来不曾离开，只不过在暗处默不出声的鼓励我们拥抱生活的新的模样，并赠予我们诚挚的祝福。

 

证人的名单本来是按照报名的顺序制定的，但是一大班养老院来的婆婆公公等不了这么久就已经走了；而人权办公室的花花也在和办公室主任的谈话后（谈话内容不详）主动退出了作证。反倒是特区政府残疾人事务办公室的马修麦克格雷德，在最后一分钟登上了证人名单——而之前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马修还得专门和特区司法局请示，看他到底能不能作证来反对市长关于撤销亚太裔事务办公室的议案。

 

对于一个亚裔来说，马修麦克格雷德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而对于一个脑瘫患者来说，华盛顿特区残疾人事务办公室公关主任是一个很“奇怪”的官职。不知道是机缘巧合还是议员亚历山大的刻意安排，最有一个报名的马修被安排上了第一组证人。而第一组里的其他三个证人分别是特区一个养老院的黑人院长，他养老院里的婆婆公公，包括不少华人，已经在威尔逊大楼里呆了几乎整整一天，等到天色抹黑才刚刚离去。第二个证人是一个拉美裔社区的领袖，第三个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杨伯格也就是林玉珊，第四个则是这个马修麦克格雷德。

 

当另外三个黑人，拉美人，亚裔妇女证人都已经端坐在证人席上，马修还在一瘸一拐地挪向证人席。他刻意把两根拐杖留在了座位上，虽然没有拐杖他要走得更加艰难。因为直播的摄像机位都是固定的，所以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每个证人还有主席亚历山大为什么迟迟不开始这个几乎已经晚了两个小时的听证，而把头转向同一侧。其实这场听证已经在每个人注视马修蹒跚向前的目光中开始了——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听证也在每个人注视马修蹒跚向前的目光中有了结局。

身为父母犹如有了双重的生命

一重仍然是为老板卖命，为国家缴税

而另一重却是用焕然一新的目光注视世界上的一草一木:

“这个地方可以带宝宝来玩”“这张唱片可以下载了给宝宝听”——天知道他要到何年何月才有可能会想听莫扎特，或者何年何月桃子才会想起来家里原来是有电脑和音响的。

 

那天开会的时候，听到前台的墨西哥胖姐姐的五个月的孩子住进了医院

莫名其妙的就鼻子发酸

这大概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七感，而且和《圣斗士星矢》没有关系——谁知道善生会看什么样子的动漫呢？

 

养儿方知父母恩

而正是这第二重生命方才连接起生命的轮回

一头牵着我们的父母，一头连着纯洁如露水般的孩子

第一重生命尽可以精彩的无以复加

但联系起过去与未来的，则是这奇妙的第二重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说，男子是侥幸的

一时的便宜的冲动却可以凭空获得再一重的生命

而女子，则是伟大的

是她们的辛劳，苦痛与牺牲如同五色彩石凝聚成这彩虹般的美丽生命

而她们的获得的不过是一个称呼

母亲

 

——写给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丈母娘

 

 

（照片拍于4-26-2009）

 

今后两周都会去参加国家检察官的培训——不是我要成为国家检察官，而只是华盛顿特区的特别之处，也就是这里的刑事案件直接归到国家检察官的管辖；而在其他的地方，包括纽约，国家检察官只会管辖极少一部分的案件。可以把国家检察官理解成司法系统里的FBI，而地方检察官则就像地方警察。

 

结果培训的地点就在对面的楼里：主要是为国家检察官从各个部位借调的“特殊检察官”办的，我们特区政府的人只不过是占了光。培训里关于法律的内容其实在大学里都学过，而且学的可能更加深入。问题在于，这里教的，是在实践中真正会用到的——如何在上庭前五分钟开始看案卷——而这可能是一个杀人案；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辛普森可以被无罪释放。从前只以为是什么司法理论问题，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能力问题和投入问题——私人律师能力更强，投入更大，自然可以打赢政府律，事实就这么简单。

 

遇到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女检察官，黑人，充满感染力，还很有意思。其中她反复强调如何最最起码的表达对涉案人的尊重——毕竟，这是关于那个人的一生，而检察官能够给出的只有那短短五分钟。下课后遇到两个“同学，”其中一个是华盛顿警察局的总法律顾问，至少副局级吧在中国，窃窃私语间嘲笑那个黑人检察官，大概就是说不知道她吃错什么药了。

 

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城市，也就是我所想描绘的关于一个华盛顿政府处级干部的故事的“背景”，中的小小小小的一部分——但这背景如此庞大而错综，直到将我和我所想讲的故事连骨头也不吐的吞没了。

胖乎乎的亚历山大议员坐威尔逊大楼500直播室的高高的主席台上，笑容可掬但又一字一顿的问坐在下面的白利博士

            “为什么退伍军人办公室的史密斯主任自己不来作证？”

            “因为这是一个关于预算的听证，而我做为社区办公室的总负责人，统筹退伍军人办公室的预算以及运作，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我来作证比较合适。”干干瘦瘦带着一幅大眼镜儿的白利博士面无表情地给出她早早准备好的答案。官场上的“交锋”本来应该是点到为止的，但问题在于亚历山大似乎并不这么想。

            “哦，那你是不是能够提史密斯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呢？比如说，那个你们要取消的职位是什么？”

            白利马上开始翻看砖头一般厚的准备材料，而她身后的秘书同一时间开始翻看两块砖头一般厚的资料。偌大的会议室只听到沙沙的翻页声。
            “嗯……是退伍军人服务专员。”

            “那个专员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亚历山大马上追问，同时圆脸上的笑容也越收越少。

            一阵翻页声后，白利无可奈何的回答，可能需要回办公室问问史密斯。

            “看来你对退伍军人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嘛。”亚历山大心满意足的说道。“你要知道，把退伍军人办公室合并到你的社区办公室只是市长的一个构思，还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这个委员会还有议会还没有同意这个提议。对议会来说，史密斯和你都还是市长的直接下属，你并没有资格在这里代替史密斯回答我的问题。”

亚历山大议员的重音重重的落在“资格”两个字上。在电视直播中如此被当众斥责显然不在白利的预期之中，更何况自己不过是服从市长的安排行事而已，所谓打狗还得看主人，亚历山大何苦对自己这么穷追猛打呢？“我非常尊重你的看法，但是……嗯……”白利挣扎着想为自己挣回一些面子。

议员马上打断了她“白利博士，你确信我没有办法在你的办公室预算里找出那10万块钱，然后把钱给退伍军人办公室吗？”这个赤裸裸的威胁刚一落地，整个会场顿时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然后数十个穿着各色军服白发苍苍的老兵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举着抗议牌匾的妇女们不断的摇动着她们的牌子。还有一个穿着超大号汗衫的黑人中年妇女大声的喊着“阿门！阿门！！”

白利现在明白了，亚历山大要打的，其实就是那个主人，华盛顿市长范迪。

林玉珊本来应该姓孙，就是孙中山的那个孙，据说她的父亲确实和孙中山有点血缘。这位姓孙的老先生还没有见到林玉珊出生就去世了，于是全家大小屏息以待期望林玉珊能是一个男孩子好传宗接代，结果自然是万分失望，从此都不愿意见这个女孩，甚至在家谱上都编纂出一个男孩名字来。于是林玉珊就随了母姓。那是60年代的菲律宾，与如火如荼的中国大陆比起来，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被移民来此的福建华侨一丝不苟的传承下来——尽管不愿意承认这个断了孙家香火的孙女，但是孙家婆婆仍然指望她这个中国、菲律宾和西班牙三国混血的媳妇可以供养她并为她送终。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妈妈不愿意承担全部的中国传统，她最终申请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并遇到了一个叫Youngberg的美国男人，所以，林玉珊现在叫做Youngberg。

 

“这是我们第三次为亚太裔事务办公室而战了！”林玉珊较小而又温文尔雅，但说这话的时候却是双眼放光——窗外是华盛顿时断时续的春雨，和与市长大战三百回合比起来，这更是一个适合打瞌睡的天气。

 

“你知道吗？范迪从来都不是亚洲人的朋友。在他当市长之前我就和他正面交锋过。”范迪是现任华盛顿市市长，据说还是奥巴马的好朋友。也是他决定撤销华盛顿市亚太裔事务办公室。

 

“那个时候他还是四区（华盛顿市的八个选区之一）的议员，想要禁止杂货店卖单瓶的啤酒。华盛顿一大半的杂货店都是亚洲人开的，于是杂货店老板组织起来要和他开会，范迪在开会的时候心不在焉，商人们发言的时候他不停的和手下交谈，或者看手边的文件。

 

“我当时就直截了当的跟他指出：‘议员先生，我希望你能尊重这些发言人。他们每天开店要工作14个小时，还专门抽出时间到这里开会，这是因为他们需要能够履行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的英语也许不够好，他们的观点也许你不能同意，但是你至少可以认真倾听他们的发言来变现你对他们的尊重！

 

“可范迪还是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现在还是对华盛顿的亚太裔满不在乎！

华盛顿的天气阳光明媚但又清冷而明亮。这是两天培训的第二天，我吸取了昨天的教训，路过宾西法尼亚大街的时候买了一杯黑咖啡——然后倒掉三分之一，再倒满超脂的牛奶还有四包糖——但还是很苦很苦。所谓的教训就是这个立法课程实在非常无聊，而逐字逐句，一丝不苟本来就不是我的特长（特短还差不多）。中间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我装模做样的提了一个问题，马上就有一个带着眼镜白白胖胖的女孩儿指着讲义一脸不屑地说“这儿不就告诉你了吗？”和我参加这个培训的二十来人大多是特区议员的助理们，也就是那些立法的笔杆子。而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供参考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discussion/2009/03/23/DI2009032301716.html。而我跟着办公室General Counsel (法律总顾问？）来上课的原因是前一阵子写了一个小法，统一了特区各个法律法规里对残疾人的定义，而在接下去几个月里，我还得修正一个特区产病假的法律。咖啡因对我的作用显然要大于一般人，结果就是我在课上神游四海。忽而想到妈妈就要去签证了，忽而想到周六的会议应该怎么发言，忽而担心丈母娘会撺掇老婆抛弃在下，忽而又开始计算我到美国的时间——四年七个月。然后又想到五年前的这个时候，自己刚拿到社工的奖学金，还天天在后海边上的办公室里打游戏什么的。这个白日梦在中午散会的时候惊醒，迎面走来见过几次面的特区司法总长(Attorney General)，本来想打个照护，顺便讨个官儿什么的，但是想起短短五年前我还和月亮搜刮“打假”的纪念品送给各自女友而大打出手，我还把其中一双假冒的耐克足球鞋带到了美国踢了一阵子，心下汗颜，蒙着脑袋就溜了。

 

而能够有机会为一个优秀而美丽的女子写一篇心无杂念至真至诚的“婚礼的祝福，”也是一种犹如音乐般的幸福。小说电影里，这类“婚礼的祝福”不是悲痛欲绝就是最终把新娘拐跑。小的时候，自己也不止一次策划过类似惊天动地的场景。但现在我已经慢慢度过“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阶段，并且开始真正为能够平平常常但却深深切切道一声“祝福”而感到由衷的开心。祝福你，CN。

 

CN结婚的消息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CN同学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如此有性情的人们都是认真爱，认真生活的；而婚姻在这种“认真”的生活态度下，似乎也是水到渠成。另一方面，太多的有情人在犹豫与回转中蹉跎了生命与幸福，而CN同学风风火火全力以赴的风格是决不会放过一段好姻缘的——CN如果不是生活在法制健全的当代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抢亲的主。对于熟悉CN的同学们来说，设想一段好姻缘如同餐桌上最后一块水煮鱼，她是撑破肚皮，吃烂嘴唇都不会放过的——这样的事情在本科时代发生过不止一次。当然，也不排除职场上的CN成熟稳重贤淑端庄了很多，但我总也忍不住如此联想。

 

CN这种不遗余力的生活态度与做事风格，是需要不少品位与度量来理解并欣赏的。我小的时候，也就是刚刚进大学那会儿，实在花了一段时间来真正了解她；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CN，了解CN。由此说来，能够和她一起被选进辩论队，并在第一年的便扭之后，第二年继续一起合作，直到我们成为互相珍惜的同志，是我当时最大的幸运——而我整整花了过去的十年来认识到这份幸运。大二那个学期，我更多的是利用辩论的机会来谈恋爱，常常逃避训练和小女朋友去吃羊肉串；在当时，当时我为此而感到幸运。而多年以后，CN仍然是我无可替代的最好的朋友之一，甚至那年比赛的对手清昊同学都成了我在华盛顿的铁哥儿们；但当时的那个小女朋友已经是别人的妻子，而我成为别人的丈夫，无相往来了。印象深刻的是在那年比赛结束之后，CN给我一张正面反面，里面外面都写满了的卡片，基本上讲我是多么的对队友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自己才能的不负责任。我当时非常惊讶于自己的幼稚与自私，因为在那封信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更多的只是懊悔输掉面子在小女朋友面前失了面子。而这份对朋友、对事业，也包括对爱情，不遗余力的挚诚与雷厉风行，可能是CN最驰名的商标了。而任何一个男人可以有一生的机会来享有这份挚诚，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更大的，是一种幸福。

 

而所谓的意料之外则是这样的好消息来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盗铃。CN常常用电闪雷鸣来行和风细雨，因为在内心深处，她是细腻而迁就的。换句话说，她比看上去的要容易欺侮的多。我还记得大学里穿过的最贵的衬衣是CN送的非假冒的Jack Jones，因为那次一般对她逆来顺受的我忽然揭竿而起，CN马上就买了礼物道歉（其实她好像也没有做错什么）；还有另外一次为了一些工作的事情我对她说了两句伴随着凶恶表情的狠话（不超过两句），竟然在教室里就把她给说哭了。正是因为如此，她这次的和风细雨倒是让我意外。我倒是真心的希望CN可以本色的，坦然的，由衷的激动一下。《创世记2：24》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生命中不会有比婚姻更重要的事件了。

 

这是一篇构思了好几天的文章，但是因为中间被律师职业道德考试而打断，看多了职业道德，笔锋很难马上调整回来，既想有趣又想深情，最终落得不知所云——亦或者，在生命中最富有青春的四年满满当当的大学生活里累计的情谊，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表达的。能够做你的好朋友已经是莫大的幸运，而那个能娶你回家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施华洛世奇的颈链已经在路上，不知道会不会和你从前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粉色系列或者绿色系列相配。愿你做个美丽的新娘，愿你幸福。

 

新年愿景是可以学会简单爱，因为我越来越发现生活变得像是那种身体细小但是触脚纷繁蔓延的虫子——身体渺小到盛不下一颗心灵，而肢体虽然多但却嬴弱到给不出一个有力的拥抱。

 

又碰到了一个不看电视的朋友，他的原因则有一点特殊：巴基斯坦人，看美国的电视太伤自尊。我从06年世界杯后就没有拥有过电视了，而前一阵子看了几天电视新闻，然后就被CNN全天的直播加沙给雷到了——这个世界其实还是要比电视新闻里描绘得要更加有趣和美好一点的。

 

新年里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电脑崩溃了，最后只能把桃子的旧电脑拾巴拾巴用；然后屋子里的无线网络又有问题，网速慢到不能看在线电视了（包括黄色在内的各种颜色的节目）；也没有办法用多线程的软件下载东西。忽然想起大学里用过的校园网和大运村里号称的宽带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多得到了什么，而失去的实践与本来应该可以懂得的知识，却是实实在在的。

 

然后今天上午着实矛盾了一下要不要去Macy‘s的大打折——总是想着再要一件羊绒的长大衣，虽然实在没有再要第二件的理由。但就算没有理由，我们还是一样有一样的往家里搬进便宜不便宜的东西。所谓的新年打折似乎变成了一种强迫症——所需的实在不多，想要的实在不少。

 

我的心灵也是如此：满满当当地承载了太多的不必需的想念，却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来简单爱你。记得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女孩拍过一个短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爱就是好好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能力真正做到简单爱——虽然明知傅雷，刘翔他爸妈或者奥巴马他外婆加在一起度过的育儿心得都没有我多——但我恐怕还是会因为一丝一毫偏离最佳做法而着急上火。但是我会全力以赴在这个被复杂与盲目所充满的世界里挣扎，用可能无法带你飞翔的翅膀至少腾出一小片可以清澈呼吸的空间。这一年，我想少上网多读书多写作多听音乐多做锻炼，少忧国忧民多给孩子讲故事——简单清澈而持久的爱，是我想获得从而可以给你的。

 

 

除了一开始的担心紧张之外，照顾小宝宝最大的挑战之一大概就是起夜。虽然从理论上讲每三个小时喂一次比较合理，但是我们家善生随妈，比较贪吃（援引俺丈母娘），所以他基本上不到两个小时就会哭着喊着要吃的。而我又不产奶，所以只能鞍前马后伺候桃子，让她心情舒畅好多多产奶。昨天夜里我起了四次，第五次就直接起床了；任务包括按摩，洗奶瓶以及换尿布以及屎布若干次。而我每次起夜不那么超级无敌痛苦的秘诀在于：想想我们这个年代的男孩子包括我自己，多少次为了打游戏，唱卡拉OK，打牌，陪女朋友打电话以及为老板客户加班而通宵达旦？而与这些所有我们曾经为之牺牲睡眠的事由比起来，看护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生命实在是要值得太多太多了……

 

10月26日白天为泱泱大台诸俊男倩女当司机，行程400公里。

            11点回家，睡觉半个小时，一点接到桃子电话，订票。

10月27日凌晨4点去巴尔帝摩做飞机，7点半到那什维尔。期间拉肚子五到六次。桃子发烧。下午四点十一分善生出生，急救（一生中最最惊恐的经历），观察3个小时，到午夜一切恢复正常。在医院过夜，睡觉两到三小时；

10月28日学习各种技术，开始给小孩儿喂初乳；帮桃子做各种事情，包括上厕所。第一次给小孩换尿布。睡在医院若干小时。

10月29日下午去亚特兰大接丈母娘，八小时往返800多公里；晚上十一点回到那什维尔，帮桃子出院，安顿。在家睡两到三个小时。

10月30日一早去看医生，抽血数次，发现黄胆。下午，善生再次住院（另一家），再次抽血。桃子长哭不止。孩子住监护病房，我们睡医院。桃子开始有奶，一边喂，一边还要用机器吸。睡眠一到两个小时。

10月31日孩子不再住监护病房，转到父母可以同住的病房。万圣节晚上，医生护士全部装神弄鬼，我们的护士是一只身材不错的瓢虫。喂奶，孩子闹腾。睡眠三到四个小时。

11月1日再次检查，允许出院。下午到家，带孩子去公园晒太阳，买菜，熬鱼汤等等，一周来第一次看到电视还是在麦当劳。睡眠四到五个小时。

11月2日早上煮菜粥，学习安装Car Seat,中午蒜蓉芦笋，鸡腿菇海鲜，鹌鹑汤；下午再次去公园；晚上新做韭黄小炒。写博客，挣小孩儿学费。

 

心得：1, 车算是开爽了；诸位美女，不要为男友为你星夜兼程而激动，等到他为你妈卖命的时候再说；

        2，生孩子比作律师难三倍左右，比在非营利组织工作难五倍，比做公务员难十倍（也不排除我工作不认真的因素）。

        3，生孩子对减肥非常有帮助，我一个星期少了8磅，一天一斤。

 

最后，没有通知大家主要是因为孩子没有通知我他要提早3个星期（不用随便得出我们交情淡漠等消极结论，以后我儿子回国还得您罩着呢）。现在母子平安，感谢上帝，感谢父母，感谢组织，感谢朋友们，感谢CCTV...

 

小孩儿的名字是Miles Shansheng (善生）Yu, 出生的美国时间10月27日16：11，中国时间10月28日临晨5：11。帮忙算算生辰八字五行八卦两仪十二星座等等。先行谢过了

今天遇到一个附中的同学，心里多少有点诧异她竟然不记得我这个当年的“风云人物。”细细想来，我确实也不值得人家珍贵的记忆：她上的是复旦文基班（我当年也想来着，不过最终还是奇俗无比接受了法学院），然后出国学语言学，来华盛顿学电影，现在做视频编辑，一边还在上话剧导演的课。从高中算起，十二年来我试图知道目所能及周遭的所有，但这些时间却同样可以被用来去追求真正理解一件或者两件但不多于三四件事物——而这个想法也来源于《猜想》这部电影，让人有一遍又一鞭看某些片断的冲动（与实践）。

或者我可以花(这篇博客在这里中断了一个星期，而我已经想不起来当初要写什么了）

眼见着生活一下子就走到了我的前面：去年十二月结婚，完成了第二本书的翻译，七月起在华盛顿找到工作，刚刚通过了律考，还有两三个星期宝宝就要出生，每天上班计划的都是半年以后甚至两年以后的事情……而我的文字也一样，找到了一个感兴趣又有钱挣的项目，有时一天可以写上好几篇——但那些文字潦草到无法再潦草，唯一让我停顿的是起一个哗众取宠的题目（否则就没人点击）。

所幸我并没有忘记——马路说，忘掉是一班人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我没有忘记许诺菜娜要写“温暖而有力量”的文字，也没有忘记对于写字听音乐看小孩的生活的梦想。我没有忘记。王石说让灵魂跟上脚步；为什么不是让灵魂控制脚步呢？可以的。

下面是一个小小，小小的提醒，我没有忘记。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ｅ　Ｃｌｅｚｉｏ法文作品的英文翻译中的一小段到中文。本来是在一篇时政评论里用来批评一些国人的自负和无知，在这里，只用来提醒自己，那温暖而有力量的文字。

日子是如此之长：也许这是因为夏日的光芒，也许这是因为地平线是如此遥远，远到目光所及空空如也；就仿佛那日赴一如的等待，直到你遗忘等待的是什么。早餐后，Ｍａｏｕ呆在餐厅，坐在油腻腻的窗子旁边；窗户模糊了外面海的颜色。她在歪着头写。习惯性的点起一支烟，那种在商店里一买一百支的牌子；她就把烟放在那精雕细琢还有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ｉｎｅ名字的烟缸上，任它燃着……听着水浪拍击悬崖的声音，就如同行进在无穷尽的河流中，她写道：

“Ｓａｎ　Ｒｅｍｏ，

这里有高树巨大的阴影，喷泉，海上的云朵，在温暖空气中飞行的金龟子。

我的双眼能感觉到空气中的冷风。

在我的双手中则握着沉默的来袭。

我正在等待当你注视我的身体所带来的惊颤的愉悦。”

摘自《Ｏｎｉｔｓｈａ》

我不辩论已经很久了。但是前两天遇到《财经》的黄山，提到那个辩论的年代仍然心有所动。几个月之前，季翔代表方达律师事务所到美国来招聘，在他访问母校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我特地伪装成应聘者，为的就是看一看这个我初中时留着口水崇拜的二辩。

但正如季翔的头发已经成了美国人所说的“椒盐”色，当初的清扬少年如今有了温润的色泽，那个抑扬顿挫，指点江山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加上各种辩论赛在组织与评委上的原因，“辩论”两个字已经越来越少听到了，而“真理不辩不明”这一句几乎当年每场辩论赛都会出现的桥段也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桥段。其中蕴涵的因为被滥用而显得俗气的真理渐渐被人淡忘，而国人走入这样一个极端：仿佛真理永远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秘密，只要有勇气做那个道破国王新装的小孩，便就掌握了真理。我也但愿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

周五下班后去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参加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直播节目，是关于当天晚上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首先是到场的观众。华盛顿特区百分之七十的居民是黑人，而当天三百来个观众里面只有两三个黑人，这样的民主代表性恐怕有问题吧。然后是现场工作人员，在我发表意见的时候，死活不让我自己拿话筒。我马上开玩笑说是不是这样就可以随时中断我的发言，主持人笑着说没错；但问题在于我发现之后很多人发言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的警觉心并没有这么高。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肤色，还仅仅是他们后来也懈怠了。在节目结束后，还有不少其他的媒体忙着采访观众。因为我的发言，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找上了我。而最后竟然遇到了三个中山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学，他们到犹他大学做实习，最终选择了美国大选这个题目。我实在无法预测这次竞选会给他们怎样的体验，但我以为切身实践得来的经验一定会比较有趣。

关于辩论的内容并没有太多有意思的地方。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之中有好几次，两个候选人一个说"你是如此如此说过的”，然后另一个马上说“我不是那么说得”“你确实是那么说得”“我肯定不是那么说的。”有的时候人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些候选人说过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案可查的，而且各大媒体都还有人对于他们说得每一件事情一一核查，可这两个从理论上说都是最聪明优秀的人才，却像小孩一样“你说过”“我没有说过”般的“辩论。”

另一个让我思考的细节是在之后接听观众电话的时候，一位观众说辩论中麦凯恩表现最出色的时候就是在他说他一定会好好照顾美国老兵的时候，我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的观众一片诧异；因为在辩论中当麦凯恩说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身边观众因为觉得他过分扇情而一片嘘声。同在美国，两个人群对于同一场辩论的同一句辩词，看法截然不同。或者，这就是“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因：真理并不是“辩”出来的，真理是各种不同意见所拼凑出来的。

我不辩论已经很久了，说也不会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