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太初有道”里的“道”，其实就是文字的意思。当然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神的话。所以简约来说，文字拯救生命在神学上来讲并不完全是一种修辞。

 

这两天有很多头绪要忙，然后发现夜里还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开会。于是在临出办公室前，匆匆忙忙的搜索到两篇安妮宝贝的文字（虽然我在政府的电脑完全不能输入中文），然后打印出来放在包里好在路上读。包里其实还有当天的华盛顿邮报，一本英文小说，和需要翻译的欧文的书。但精致的中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仿佛是噩梦初醒时的灯光；所谓文字拯救生命。

 

这大概是为什么我总是想着“善生”这个名字。佛教里的《善生经》以及“善生童子”的故事则纯属巧合，我也完全没有指望儿子会拿自己的肉来救活父母——虽然我觉得父母完全有可能会如此极端的拯救我们。从2000年看安妮的第一本《告别薇安》——我是如此喜欢这本书，以至于一直赖着没有还给那个当时还不是我女朋友的女朋友：我既没有想到当初的这份“无赖”完全有可能葬送我那最终还是会被葬送的初恋，也没有想到这本书最后还成了我为数不多纪念品——到最近的《素年》，我始终被里面的男主人公所吸引，而《莲花》里“善生”这个名字（并不是那个主人公）的意味则合丝合缝的嵌入了我对完美男子的想法：温润纯良的，贴近乡土大地，有着超越纷繁的智慧与良苦，既赢得他人的信赖与依靠，也得着皇天厚土上帝的眷顾。而这也实实在在的与真实的我几乎截然相反。当然，“善于生产”或者“善于生小孩”的意思其实也不是没有包含其中。

 

而“善生”这两个字对我来说的意义只是“文字拯救生命”的例子之一。托马斯曼说写作的就是记录时代与生活，易卜生说写作就是坐着审判自己，而福克纳说唯有人内心的冲突值得写作；这些虽然说得是写作本身，而所指的其实已经是生命的终极关怀。未来的两年对我来说将是艰巨的，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成了一个和办公室融为一体的丑陋的老树桩，或者因为长成了个中国人样最终连个树桩都做不上。曾经毫不怀疑自己会成为一个耐心温和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上海男人，但显然自己现在还不是，而这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生以来一直把自己错当了另一种动物一般，然后终于发现自己“真的很象是一条狗呐！”而这一切也引发了这一次更深层次的自我审视。而所幸的是，文字拯救生命。

 

手边总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翻译，《给孩子的信》是给我的孩子最好的礼物，但是还欠了一个序言。欧文的著作实在是过于复杂，但是如果能坚持下去，应该是会对自己的语言能力磨练不少，尤其还有神学上的提高。开始写一个《首都公务员》博客，因为生活中的事耽搁了一段时间，但我还是想继续写下去，因为我或者可以为这个时代做一些小小的笔记。当然，也是为了换一点奶粉钱——不是我崇洋媚外，但是国产奶粉显然是不能再买了——文字拯救生命。

周一晚上离开泱泱大台李主任家里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对于搬家往往都是这么感伤——上次一直感伤到了大姐的家里，幸好人家又成熟又果敢，最终把我扫地出门，否则我今天的生活真得很难想象；而归根结底，告别熟悉时的感伤往往是面对未知时的恐惧的假面。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城市。周三晚上代表办公室去参加一个社区集会，不久就跟着上司开溜了，亮个象便是支持了社区，也完成了任务，至于集会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我们毫不在乎。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混暗，狭窄的街道两边挤挤挨挨的布满了破旧的小店，大部分是卖酒或者提供小额贷款的。公共车站旁边是一家小杂货店，正对着行人播放着节奏强烈但却音质鄙陋的舞曲。一个瘦骨嶙峋的老黑人在人行道上合着音乐颤抖他苍迈的肋骨，还有一个小肥妞过了一半马路，却开始扭啊扭的。车站后面一个人手舞足蹈大声向世界诉说他的愤谩与委屈，另一个则晃晃悠悠的提了一袋瓶瓶罐罐在杂草和垃圾堆里搜索着下一个目标——我不知道他身体的摇晃到底是因为音乐还是酒精。我只是下意识的挪开几步。从政府大楼往东四个路口就是这个车站，这个车站往东十五个路口是我住的地方——之间上来的人们几乎人手一个棕色小纸袋，都是用来装酒的；而从住的地方再往东十个路口就到了河边，据说河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我知道自己的第一感觉总是非常准确的处于事实对面，但我仍然看不到这个政府有任何可能在任何长度的将来真的改变我眼见的任何悲伤。我只所以不会放弃中国，更是一种家人之间的不弃不舍；而此地却并非家乡，所以我对于“无可拯救”的断论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了。其实从华盛顿政府逃走，回田纳西做一个很爱妻子儿女的非法移民，或者到中国的西部深处的乡村去教英语做村官，实在是更加有趣一些。而此时此地，在这个无可拯救的城市里，我唯一可作的大概就是自我拯救：读书看报服侍教会，准备在与你团聚的时候，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