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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zz: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the author is a highly respected political commentator, lawyer, submissive husband and fatty.)
中国跆拳道队温籍总教练陈立人说,他从事跆拳道十多年了,从未见过比赛结束后还要改判,他还透露跆拳道跟其他项目一样,场上裁判的判决是最终的判决。那中国队未何不提出申诉呢?陈立人说,完全是为了比赛能圆满结束。“如果我们提出申诉,比赛就不能按时完成,这就会影响大局,我们是东道主啊。如果这场比赛是外国比,我们肯定会提出申诉的。再说中国代表团已夺得了这么多金牌,也不缺这一块金牌。只是委屈了陈中。”
中国跆拳道协会秘书长赵磊坦承,世跆联官员找他们商议时,也提出了这个难题——按照竞赛规则应该维持原判,但是英国选手的击头动作很明显。赵磊说,他们最终决定,发扬体育精神,接受世跆联决定。赵磊说:“夺金牌固然重要,但是公平竞赛原则至上。我们不想赢了金牌,输了精神。”
世跆联秘书长梁振锡在赛后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仲裁委员会在接到英国队申诉后,决定改变比赛结果,但是在向全场宣布前,他们征求了中国跆拳道协会的意见。梁振锡说:“我们对中国跆协的反应感到很惊讶。他们说,我们是东道主,我们愿意接受世跆联的决定。这样,世跆联就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做出了改判的决定。这(改判)在奥运会跆拳道比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英国队教练加里在混合区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对改判结果感到惊讶,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中国队说,我们的确击到了陈中的头,我对他们的诚恳表示敬意。” 大局为重,神奇的中国就这样创造了世界体育史上的奇迹!忠实执行了老佛爷的指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愿洋大人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August 14 写给孩子写给孩子
翻译《给孩子的信》,是我所能想到的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最美好的礼物。我在08年2月下旬收到春安弟兄的翻译邀请,然后在三月初就发现桃子已经怀孕。这个夏天与我来说,满是兵荒马乱的考试、面试与离愁别绪,而每天下午翻译上一段《给孩子的信》则是最为安宁详美的时间。
当我的桃子回首她的往事,总会说上一句“那时连给宝宝买钢琴的钱都没有。”现在买钢琴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和桃子老板家里那些昂贵的环保材料制成的巨大玩具比起来,我们所能提供的仍然是那么有限。内心倔强的我,一边想着我在华盛顿中国城照顾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目不识丁,终日在中餐馆打苦工,但在蚊蝇飞舞的日托中心的孩子们的面庞依然像阳光一般纯洁,笑容如白云一般晴朗——哪怕那些照顾过哈佛大学教授的孩子们的义工不住的说,这些孩子真是什么都没有;一边却也在耶鲁大学的面试后,艳羡的想着,或者有一天我的孩子也可以在那个像宫殿一样的食堂餐餐吃淡而无味的无土栽培蔬菜,做一个完全不识生活真相的所谓“精英。”
而在这两者之间,我诚惶诚恐的感恩,可以翻译《给孩子的信》给我的孩子。如果他可以拥有一个像C.S.路易斯这样精彩而谦卑的灵魂与之对话、通信,那么无论是在耶鲁大学奢华的食堂还是中国城破烂的日托所,或者命运安排他去的任何地方,我的小孩都能找到方向,寻见信仰,追索幸福——而这,难道不是作为一个父亲最想见到的吗?
……
有意思的是,路易斯自己从来没有过孩子。他直到中年后才结婚,那时继子也已经不小。这可能是为什么路易斯给孩子的信在我这个社工看来有时过于直接(比如他对于琼安的诗的评价),有时过于深奥(比如他和马丁进行关于中古英语深话的讨论),而更多的时候则充斥了老派英国绅士几乎过分的礼貌与谦虚(比如说自己是个笨嘴拙舌的人,因为怕说错话,还让孩子的家长们先“审批”写给他们孩子的信),这可能并不是最“适合”孩子们胃口的——就好像他的纳尼亚系列。
而在那个似乎不解小孩儿性情的老男人背后(路易斯告诉孩子们说他长得“挺高,还胖,有些秃顶,红脸,双下巴”),在那些未必圆润动听的言词背后,却是一片如汪洋大海般的温厚——我想象不出今天还有哪个作家(而路易斯远远不只是一个作家)还能几十年如一日的给读者们亲笔回信,深切的讨论文学、生活与信仰。本书中的读者都还是一些稚嫩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路易斯在同一个高度上讨论这些问题。即使是本书的译者,我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路易斯会花费这么多的心血在这些素不相识(除了萨拉)的小孩儿身上;就好像是一个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去教幼儿园的人——而路易斯是一个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里教博士生的人,而他的小读者们中则有不折不扣的幼儿园孩子。值得吗?
这疑惑直到我翻译了“路易斯把答复那些来信当作是神交给他的任务”之后才被解开。或者也只有在做神交给的任务的时候,我们才不需要讲究是不是值得,因为还有什么比神的旨意更加值得的呢?类似的,密歇根法学院的师兄在他最后一次实习的时候,老板夸奖他踏实肯干,做了许多那些常春藤的学生们不愿意干得累活儿,比如核对合同什么的。后来师兄对我说,其实只要律所仍然付他那十几二十万的工资,让他下楼扫第五大街也一样干。虽然给小孩儿写信与扫大街显然不是一回事儿,但道理却是相通的。更何况给路易斯下指令的是上帝,而上帝给的工资远不止十几二十万美金。
如此说来,任何别的作者不再愿意花时间与读者通信而只会在网络上与之对骂便也算不得不对了。毕竟,不是每个法学院的毕业生都能在华尔街上班,也不是每个作者都能像路易斯那样找到在上帝那儿的工作。
而路易斯的虔诚更体现在他临终之前。本书的编者指出最后的三封信(最后一封写于他去世的前一天)很可能是出自路易斯的哥哥华伦之手,对此我并无疑问——路易斯的其他书信里从来没有写过“愿上帝保佑你”:因为他从来不愿意假设所有别人都应该是基督徒;但是最后三封信都是以这句话结尾。尽管如此,华伦代笔这本身也可以体会到深深的情意:路易斯在他病入膏肓之时交代自己最亲近的人去做的,难道不会就是路易斯在这个世界上最最看重的事情吗?临终前还给小读者们回信,而其中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只有平凡的家常与问候——这不再只是感人,而几近于神圣了。
当然,路易斯也只是一个血肉之人。在1960年前后的信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心绪不宁,对孩子们的口气也严厉了不少,那是因为路易斯夫人在那个时候病逝了。事实上,路易斯在那段时间还写了《默读悲伤》(A Grief Observed, 一般译为《卿卿如晤》),其中不仅仅心绪不宁,甚至到了怀疑信仰的地步。这些都证明路易斯同我们每个人一样也生活在幻影大地上。但于我来讲,这一事实与其说削弱了路易斯身上的光环,不如说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鼓励,照亮了我们同路易斯一般能与神有所接近接近的道路。
……
我实在不知道春安弟兄把这本书印出来是打算给怎样的读者读,这些读者得有孩子一般的赤子之心,更得对路易斯的作品有所了解,也得懂得路易斯那样的老派英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最后还得习惯我糟糕且词不达意的翻译(书中的任何差错都属于译者和英文原版编者,而不是路易斯)。
尽管如此,这本翻译成中文的小册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坚实的见证:这证明了人类的灵魂可以多么的接近神,证明了人们可以不用依赖所谓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生活,证明了文字可以在最小的读者身上体现最多的崇高;而与此同时,也可以证明我对你的爱是如此的真诚深切,如此的被祝福,即使你尚未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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